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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一件违法行为出现两份罚单，你会如何选？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选择罚款较少的那份。浙江人叶秉锋因为超生收到了自己老家浙江开化和妻子老家四川安岳的两份罚单，叶秉锋选择在罚款数额小的四川缴纳，并且成功地替二孩上了户口，然而这份罚款收据并没有得到浙江老家计生部门的承认，要求叶秉锋在浙江开化重新缴纳。

　　虽然现在违法超生的处罚叫做“社会抚养费”，但是民间依然将之成为罚款。所谓“社会抚养费”，其字面意义和实际应用之间的巨大差异让那些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夫妇很难认可。而叶秉锋夫妇遇到的情况也直接反映了“社会抚养费”所谓“社会抚养”的奇特之处。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无非是超生人口占有了社会资源，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占有的社会资源也被认为不一样。因此超生费用各地有巨大的差别。然而现在的人口流动已经是常态，类似叶秉锋这种夫妇二人来自不同发展水平省份的情况也十分常见，所以当收到两份罚单的时候，有必要问一下，到底是哪个社会抚养了他们的孩子？

　　按照《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先发现超生违法行为的计生单位进行处罚。征收8万多的浙江开化县认为是自己先发现的，而四川安岳县开具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显示的时间要早于浙江开化。而双方立案时间存在造假可能难以取信，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认为对于当事人来说，无法接触到立案表，就只能凭借社会抚养征收决定书的时间进行判断，时间在前的一方先行缴纳。

　　叶秉锋的选择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浙江开化一是强调自己的首先发现违法行为，二是不认可叶秉锋在四川应缴纳5万多，实际缴纳1万5的处理结果。最终四川安岳县撤销了《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这导致叶秉锋只能在浙江开化缴纳。

　　从接连收到不同金额的“社会抚养费”罚单，到应收5万多，但可以只缴1万多，“社会抚养费”这种不伦不类的罚款措施的弊端和漏洞充分得以体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社会抚养费”的数额必然会大幅度的下降，此前作为计生部门收入的主要来源，“社会抚养费”几乎成为基层计生部门最重要的经费来源。

　　所以这种两地同时开具罚单的情况并不鲜见，一份罚单就决定了一份收入。由于新政策的推行，计生部门工作将会减少，现有的计生人员面临分流，前不久湖北等地基层计生人员被政府解聘，还引发一阵抗议，然而网络舆论不仅没有同情，甚至评论称“活该”。

　　对于计生部门的意见除了难以接受的强制引产之外，更多的是因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各地有多种地方政策来增加征收力度，如与工作挂钩、户口挂钩等等，但实际在基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中，弹性空间十分大，这也给了计生人员寻租的空间。像叶秉锋这种应缴5万多，实缴1万多的情况也不少，甚至于有些费用缴纳并没有收据，最终也没有上缴国库。

　　这些寻租空间的存在也成为公众质疑“社会抚养费”到底抚养了谁的重要原因所在。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超生现象必然也大幅度减少，此前中央和地方政府三令五申禁止将征收“社会抚养费”与户口挂钩，未来“社会抚养费”作为超生违法行为处罚措施的作用也会大幅度的弱化。而且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同一个社会，不同的“社会抚养费”也削弱了“社会抚养费”的逻辑基础，一个关爱儿童的社会是不需要“社会抚养费”的。